协调通知写得很清楚：未来两天，施工窗口由九点到十一点改为九点半到十一点，其他条件不变。
韩春明在点位图上划掉已完成的三处：“还剩二十三处，四个上午。
按今天的速度，肯定不够。”
剩余点位里，八处相对集中，九处需要中等距离移动，六处分散在通道两端。
最容易做的点如果先被吃完，后面每完成一处都要付更多转点时间。
牛庆山的办法很直接：“加一套平台，再拉一组人。
时间少，就并着干。”
“前半段通道窄，两套平台的警戒区会重叠。”韩春明说，“人来了，也不一定有地方站。”
“后半段呢？”
“有三组能分两个方向，但原八个人不能拆。
再开一组，至少两名高处、两名地面、一名监护。
最好再多一个人转设备和备料。”
韩春明把两张平台轮廓按比例画在点位图上。
前半段最窄处，两侧警戒线一展开，只剩不足正常通行的空间；生产巡检和应急通道不能同时被两组占住。
第二套平台只有到了后半段三组分散点，才真正具备并行条件。
牛庆山拿卷尺去现场复核，回来后没有再坚持明天一早双平台。
他把方案改成：新增人员先完成准入，第二套设备只在后半段具备作业面时进场，避免两天租期都花在门外等。
牛庆山并不是只会催。
他能在当晚调出熟手，也能多找一套平台；用资源把失去的半小时抢回来，是现场最常见的解法。
孙浩把代价算出来：第二套平台两次运输，六个人两天人工，再加保险、培训和准入，直接成本至少一万一。
新增人员最快也要一天后才能进场。
一万一还没算新增人员到场却遇上生产占道的等待。
正舟刚留出的周转现金要同时覆盖现有班组、材料和脚手设备，赶工价若甲方不认，这笔钱不会因为合同固定价就自动消失。
孙浩把“人员已联系”和“具备进场条件”分成两栏。
能接电话的人不一定证件齐，设备商愿意留档期也不等于车辆报备完成，报价只能按真正可落地的最早日期测算。
“花一万一，不一定从明天开始提速。”孙浩说，“如果只为追回两个窗口，钱和时间可能一起丢。”
牛庆山盯着他：“不加人，超工期谁扛？”
“合同责任正舟扛，现金也正舟出。”孙浩把成本表转给他看，“这不是不让你加人。
你把哪六个人、哪天能培训、第二套平台几点到说实，我才能算这笔钱买到几个有效小时。”
牛庆山在名单旁逐个打电话。
两名高处熟手能来，监护却要从另一支队伍抽；设备商只肯保留档期到当晚九点。
他把这些不确定性一并写进方案，没有再用一句“人我能凑”替代。
孙浩没有躲回表格后面：“先看合同怎么定义工期。
报价澄清写的是五个有效施工日，每日窗口原则上不少于两小时。
甲方把两小时改成九十分钟，不能只改时间，不谈影响。”
他从合同文件里找出原句：因甲方原因导致窗口明显缩短，双方记录后协商调整工期或组织费用。
这不是索赔结论，只是一条能把两种选择放上桌的依据。
陆沉舟原本倾向马上决定要不要加设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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