星期四一早，弄堂口的烟纸店门前多了个生面孔，蹲在那儿修一辆没坏的自行车。
陆行舟拎着旧公文包从他身边走过，眼皮都没抬。
这条尾巴，是他自己来的。
三天前，他在家里跟曼丽念叨了一句：这个月的薪水，礼拜四得去虹口领，唉，又得过桥。
这话他只说了这一遍，只说给曼丽一个人听。
第二天，井台边的米价情报站照常开张，曼丽跟太太们数落丈夫没出息，顺嘴把这句带了出去。
对面那位日本太太当时正帮着择豆芽，择得很专心。
今天礼拜四，尾巴到岗了。
链条对上了：他的嘴，曼丽的嘴，太太团，对面二楼，虹口。
中间没有第二条路。
再加上这半个月攒下的零碎账——对面那位商社职员天天赶八点的电车去洋行上班，皮鞋却总是干净的，落雨天都干净；订的是两份同一家的日文报；二楼窗帘永远留一指宽的缝，不多不少。
账，平了。
对面，是钉子。
坐实了。
搁在旁人身上，这时候该出汗了。
军统留守组的代组长，家门口蹲了颗日本钉子，窗对窗，抬头不见低头见。
可陆行舟蹲在灶披间里刷牙，越刷越觉得这事有意思：人家费这么大劲，搬家、租房、装商社职员，图的就是看他。
这么捧场的观众，上海滩打着灯笼都难找。
轰走，可惜了。
当天傍晚，他换了三趟电车，在老周的茶馆后柜坐了一刻钟。
老周问。
不拔。
陆行舟给茶缸续上水，这颗钉子笨。
笨钉子是好钉子。
拔了，日本人会补一颗聪明的来，藏得更深，我还得从头摸，摸不摸得着两说。
那怎么办？
他说，眼睛既然长在我窗户对面，看什么，就得由我说了算。
往后我想让日本人信什么，不必动电台，在窗户底下演一遍就行。
免费，还包送到特高课案头。
老周擦杯子的手停了停：演砸了呢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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