北境的冬天长，从九月开始落霜，到来年三月地还硬得像铁。
一锄头抡下去，震得虎口发麻，地上只留下一个浅浅的白印子。
但没人吭声。
十万人排成一百排，横着铺开，像一把巨大的梳子从荒原上梳过去。
锄头举起来，落下去，再举起来，再落下去。
节奏不紧不慢，像心跳。
那个白发苍苍的老汉在最前头。
他手里的锄头快得像风。
刨一个坑，撒一把种，埋上土，踩实。
整套动作一气呵成，像是做了几十年——事实上他确实做了几十年。
二十岁给地主扛活，三十岁逃荒到北境，四十岁应募入军屯，今年六十了。
他儿子跟在后头，比他高半个头，肩膀宽得像扇门板。
可手里的锄头就是不听使唤，举起来歪歪斜斜，落下去轻飘飘的，刨出来的坑还没拳头深。
“爹，”他喊，“俺刨的行吗？”
老汉回头看了一眼。
“行。”他说，然后补了一句，“再刨深点。
种子埋深了，才长得壮。”
儿子咬咬牙，把锄头举得更高，抡圆了砸下去。
这回深了，有半尺。
黑土翻上来，带着一股冰凉的地气。
“好。”老汉说，“就这样。”
太阳从东边的山脊上升起来，把荒原上的霜照成一片白茫茫的光。
十万人干了两个时辰，荒原上多了一大片新翻的土地，黑油油地铺展开去，像墨汁泼在黄褐色的草纸上。
刘大柱蹲在地头数。
他是赵铁山手底下的老卒，跟了赵铁山十年，从边军小旗一路做到亲兵队长。
他识的字不多，但算地是一把好手。
“两万亩。”他在地头上用树枝划拉，“辰时到午时，两个时辰，刨了两万亩。”
赵铁山灌了口酒，没接话。
他又灌了一口，然后把酒葫芦往腰里一别，站起来走到地里去。
他蹲下身，抓起一把新翻的土，捏碎了，凑到鼻子底下闻了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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