侯亮平应了一声，接过方案。
他翻开第一页，就看到份参会名单草案。
那上面，赫然有几个他刚才在卷宗里看到的名字。
那个建材公司法人的妻子、食品加工厂法人的儿子，还有一些他暂时对不上号的公司和个人。
会议主题写得明明白白：“倾听企业诉求，回应历史关切。”
侯亮平死死盯着那几个名字，脑子里嗡嗡作响。
刘杨要办这场恳谈会，还把那些申诉人都请来了，刘杨到底想干什么？
如果只是走过场，怎么会把最尖锐最沉重的案件当事人请到现场？
如果是真刀真枪地要回应关切，那么作为当年办案的亲历者，他侯亮平坐在会务席上，记录着这些人的血泪控诉，又会是怎样一种尴尬和煎熬？
他几乎想写申请，说自己不适合参加会务工作，想推脱掉。
可王处长那不容置疑的语气又让他明白，这不是一件能逃掉的差事。
这场会议，是刘省长亲自部署的重要活动，他作为专项行动办唯一一个从检察系统借调来的有办案背景的人，没有人比他更合适做这份记录了。
恳谈会安排在第二天下午两点半。
地点在省行政中心的一座多功能厅内，中间摆着一张巨大的长条会议桌，桌上铺着深蓝色的桌布，每个座位前都放着名牌和一瓶矿泉水，靠墙的位置摆了五六排座椅，供媒体和其他工作人员使用。
侯亮平提前一小时到现场，调试录音笔，摆放会议材料，检查签到表，又去前台确认了一下投影设备。
两点二十分左右，参会者开始陆续抵达。
侯亮平站在入口处，穿着临时借来的深色西装，手里夹着文件夹，像一个标准的会务接待人员。
他看到一个头发花白的女人走进来，大约五十岁，穿着朴素的灰色外套，眼睛微微红肿，扫了他一眼，没有认出他，径直朝座位走去。
那是建材公司法人的妻子。
接着，他来了一位穿着黑色羽绒服的中年男人，胡子拉碴，面容憔悴。
他走到签到处，接过侯亮平递来的笔，准备签字时，忽然抬头看了一眼侯亮平，目光在他脸上停了好几秒。
侯亮平的心不由自主地提了起来，他认出了这个人，那个食品加工厂法人的儿子，当年案发时还是个大学刚毕业的年轻人，如今却已是满脸风霜。
中年男人似乎想说什么，但最终还是低下头，签完字，默默走向自己的座位。
侯亮平的视线在会场里扫了一圈，发现除了这两位，还有五六位参会者，年龄各异，但表情都差不多，带着一种沉重而小心翼翼的期盼。
他们多是第一次来到这样的场合，一个人坐在座位上，双手交叠放在桌前，目光盯着桌面，像是等待一场不知道后果的宣判。
两点半，会议准时开始。
主持人是省政府办公厅的王处长，他先客套了几句，介绍专项行动的背景和目的，然后请各位企业代表和当事人代表一一发言。
话音刚落，会场上就陷入了片刻的沉寂。
没人开口，空气中弥漫着一种凝重的紧张感。
过了一会儿，坐在侯亮平斜对面的那位建材公司法人的妻子，先打破了沉默：“我丈夫入狱那年，我们的孩子才刚上初中。
现在孩子都要中考了，他还不知道爸爸为什么不能回家。”
“我这十年来，一直在跑，跑法院，跑检察院，跑信访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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