王处长低声咳嗽了一下：“侯亮平同志的想法，有道理。
但梳理涉企历史积案，涉及面广，敏感度高，需要谨慎对待。
这样吧，你可以在材料组内部先拟定一个初步的工作框架和建议，提交到办公室，我们再开会研究。”
侯亮平明白，他的一腔赤诚又被一种无比圆滑的官僚回应给接住了。
初步框架提交上去之后，是研究，至于研究多久，有没有结果，谁也不知道。
散会后，侯亮平一个人留在会议室里，看着空荡荡的座椅和桌面上残留的杯子，久久没有动。
他感觉自己像一只被关在笼子里的鸟，笼子很大，有吃有喝，有同伴有阳光，可他想飞的时候，却总是找不到出口。
更可笑的是，这座笼子的门并没有上锁，但他每一次试图飞出去，都会被某种无形的气流推回来。
下午下班前，林秘书打来电话，说刘省长看了他的专题分析，认为写得不错，有一些观点可以参考，让他在专项行动办公室继续安心工作，后续可能还会有类似的材料需要他主笔。
侯亮平接完电话，没有欣喜，刘杨的认可并没有让他感到被重视，反而像一张温柔的封条，轻轻贴在他嘴边。
他那些关于错案纠防的呐喊，就这样被吸纳进一个更大更高、不痛不痒的参考框架里，变成一条可有可无的意见，淹没在无数公文的海洋中。
他想起赵老根临走时那张布满皱纹的脸，想起老人说的那句“求您帮我看看”，想起自己回答“我不能给你任何承诺”时的那种无力感。
那一刻，他觉得自己就像一个被捆绑住的人，明明看到了底下有人在呼救，却被按在原地，连弯腰去拉一把都做不到。
夜色渐浓，711办公室恢复了安静。
侯亮平坐在桌前，翻开自己带来的一本旧笔记本，扉页上还写着他进入最高检时，老处长送给他的一句话：“法律是善良与公正的艺术。”
他盯着那行字，良久，轻轻合上笔记本，从抽屉里撕下一张便签纸，用笔在上面写下一行字：“我还能做什么？”
写完后，他把便签纸折好，塞进笔记本的夹层里，起身关灯，走出了办公室。
门关上的瞬间，他透过门缝看了一眼那个被日光灯照得惨白的711房间，仿佛看到自己刚刚冒出的所有棱角，已经被打磨得越来越多温和，越来越不敢尖锐了。
一连几天，侯亮平都被那台老式打印机折磨得头疼。
711办公室的打印机已经用了好多年，卡纸、缺墨、边距错位，样样毛病都轮番上演。
他一边手动调整纸张进料，一边整理着手里那摞越来越厚的涉企历史申诉案件清单材料。
王处长交给他的任务很明确：在专项行动办公室正式运转前，把过去十年间汉东省范围内、涉及民营企业或民营企业家的、且目前仍有申诉或异议的历史案件，先行梳理出一批重点关注名单。
这位处长说得云淡风轻，“就是摸底子”，对他来说交给侯亮平的只是一项普通的案头工作。
直到侯亮平打开电脑里那个加密文件夹，看到里面一份又一份扫描卷宗，他才意识到，自己要摸底子的到底是什么。
第一个案子：一家民营建材公司，法人和实际经营者是同一个中年男人。
十年前，他因为一桩与某大型国企之间的合同纠纷被诉合同欺诈，最终获刑九年。
卷宗里，判决认定他虚构企业资质、伪造交易流水、骗取预付款。
但侯亮平翻到后面的申诉材料时，看到申诉人，也就是这个法人的妻子，附上了一份新的银行流水和公证书。
证明案发时那笔预付款实际上按时到账了，只是被真正的那家企业高管挪走了。
而那位高管，却只被判了缓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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