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一天，他还不慌。
老周说过，线断了不是坏事，是活着的证明——真出了岔子，来的就不是沉默，是宪兵队的皮靴。
所以头一夜，他照着预案，坐在亭子间那台藏在夹墙里的电台前，等到约定的钟点，把耳机扣上。
约定频率里，什么都没有。
只有电流走过线圈的那种空响，沙沙的，像雨落在铁皮屋顶上。
他等了半个钟头，收好耳机，睡了。
第二天，也还撑得住。
麻烦的是白天。
留守组的账，归他管。
雷震虎第一天立的规矩还在耳朵里响：这回，我盯得住每一个人。
于是每天一早，陆行舟得揣着算盘，去那间借来的、堆满旧家具的屋子，当雷震虎手底下那个打瞌睡的废物账房。
他打得比谁都像。
账本摊开，算盘珠子拨两下，脑袋就往下栽，栽到一半又猛地一抬，抹一把嘴角——一副没睡醒、随时能睡过去的怂样。
雷震虎从旁边过，冷哼一声：就你这德行，鬼子来了都懒得抓你。
他咧嘴，赔笑，心里数着日子。
夜里回亭子间，扣上耳机。
沙沙。
空的。
第三天，空的。
第四天，还是空的。
到第五天，那点沉不住气，开始从骨头缝里往外渗。
不是怕。
他这辈子练的就是不怕。
是另一种东西——找不着组织的人，最先丢的不是命，是坐标。
你不知道自己此刻算不算数，不知道头顶那盏灯还亮不亮，不知道老周是死是活。
茶馆烧了。
这消息他第二天就打听到了。
一场，半条街的老铺子连着遭殃，掌柜的下落不明。
官面上叫走水，他知道叫什么。
老周若还在，为什么七天不出声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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