她走得快了些，几乎是逃着上了台阶。
给她的屋子在二层，一张桌，一盏灯，一摞卷宗。
她坐下来译。
头一份是口供，中国话记的，要她转成日文。
她一行行看下去——一个开米店的，供出街坊谁家夜里来过生人。
她译得很慢。
窗子关着，底下的声音却关不住。
那声音是从楼下某间屋里出来的。
起先她当是谁在哭。
后来她听出，不是哭。
是一个人，被弄得发不出整句话，只剩一截一截的气。
中间夹着钝响，很有节奏，像谁在拍一床晒着的棉被。
她握笔的手抖了一下，墨在纸上洇开一个点。
隔壁屋里有两个人在说话，门虚掩着。
养父的同僚，穿洋服的，一个在剔牙。
他们讲的是日语，讲得很轻松，像在茶馆里论天气。
一个说，三号里那个嘴太硬，留着费粮食。
另一个“唔”了一声，说那就明早吧，别脏了这两天新铺的地。
剔牙的那个笑了，说好。
就这么定了。
三号里那个人，明早。
她译着的这摞卷宗里，说不定就有他一份口供，白纸黑字，等着她把它译成另一种文字，好教这一整套事情看上去清清爽爽、合规合矩。
她译的每一个字，都在替这地方把血迹擦干净。
樱子低着头，一个字没译错。
她把那份口供译完，工工整整，签了名。
她甚至替那两位续了茶——他们让她续，她就续了，手很稳。
这些事她一向做得来。
做完，她起身告辞，鞠躬，退出那扇铁门。
门在身后合上的时候，她听见自己心里也有什么，合不上了。
回到家，养父在灯下看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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