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玲坐在沙发上没追。
她低头看着茶几上那个红包。
她把它拿起来，捏在手心里，手指头在封口上轻轻蹭了两下，没有拆。
她把它搁在膝盖上，两只手覆在上面，低着头，肩膀轻轻抖了一下。
眼泪掉下来。
她忽然对着空气开口，声音很低，低到只有自己听得见：“老张。”
电视柜上那张黑框照片里的男人永远是那个年纪，永远在笑。
可活着的人，眼角爬了纹，法令纹深了，头发白了。
她每年看他，他都不变。
她有时候恨他这一点。
恨他为什么能一直笑。
恨他为什么不用替她老。
恨他为什么走得那么干脆，把哭的权利都留给了她。
大玲站起来，走到电视柜前，拿起相框，拿袖子在上面蹭了两下。
相框边角压着的那张纸翘起来，她又按回去。
她对着照片里的人看了很久。
那张照片是黑白的，可大玲看它的时候，总觉得是彩色的。
她记得他穿那件黑外套的样子，袖口有一小块油渍，是他吃面条时溅的。
她后来把那件外套收进柜子最底层，每年秋天拿出来晒一次，晒完了再叠好放回去。
人走了，衣服还在。
衣服还在，人就还在。
她一直这么骗自己。
骗了十几年，骗到自己也信了。
“老张。”
她的声音很轻，轻得像飘在空气里的灰。
“你交代的事，我一件一件都办了。”
她拿手指头在相框玻璃上抹一下，那玻璃上什么都没有，她还是抹。
“你爸，我给他送下地了。
后来你妈又瘫在床上，那些年我端屎端尿，擦身子翻身，褥子一天换三回。
她临走那天，攥着我的手叫你的名字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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