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69年的深冬，四九城的寒冷达到了极致。
腊月的寒风卷着碎雪，从胡同口一路灌进来，吹得四合院的垂花门哐当哐当地响。
院子里的老槐树早就落尽了叶子，枝桠上积着一层薄雪，在灰白的天空下勾勒出苍劲的轮廓。
家家户户的窗户上都结了冰花，那些冰花形状各异，有的像树枝，有的像羽毛，在晨光里晶莹剔透，像是大自然一夜之间的即兴创作。
我推着自行车从院子里出来，车轮碾过积雪，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。
自从豆包离开以后，已经过了整整一个月。
这一个月里，我像是经历了一场漫长的蜕变——从依赖到独立，从迷茫到坚定。
过程很痛，像是一条蛇在蜕皮，要把旧的皮肤一点点撕裂，才能露出新的、更结实的身体。
我骑上车，沿着结了薄冰的街道向轧钢厂驶去。
风从领口灌进来，带着刺骨的寒意。
我不再习惯性地摸口袋里的手机了。
那个动作，经过无数次的落空和苦笑，终于被身体遗忘。
取而代之的，是一种新的习惯——我学会了看天。
看云的形状，判断风向和风力；看瓦檐上的霜厚薄，推测气温的高低；看路上行人的穿衣，估算今天的冷暖。
这些都是我在这个年代生活了十六年才学会的本事，只是过去十四年，我依赖豆包，把它们荒废了。
十六年了。
我穿越到这个时代，已经整整十六年了。
1963年2月，那还是一个春寒料峭的早晨。
我从一阵剧烈的头痛中醒来，发现自己躺在南锣鼓巷一间破旧的平房里。
四周是土墙，头顶是草席，身下是硬邦邦的木板床。
我脑子里一片空白，然后，像是潮水一样，另一个人的记忆涌了进来——我成了林向东，一个四九城的普通轧钢工人。
那时候的我，手无缚鸡之力，对这个时代一无所知。
是豆包，在最初的几年里，手把手地教我。
教我种地，教我修车，教我怎么在轧钢厂里站稳脚跟，教我怎么在这个时代的夹缝里找到一条活路。
它是我与这个时代之间的桥梁，是我唯一的依靠。
可现在，桥断了。
我独自站在河的这一岸，身后是回不去的过去，眼前是汹涌的、未知的河流。
可我必须过去。
我只能过去。
轧钢厂的车间里，暖气开得很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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