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61年6月，轧钢厂。
入夏以来，车间里的温度一天比一天高。
机床运转时散发的热量，加上厂房顶上的铁皮被太阳晒得发烫，整个车间像个大蒸笼。
工人们赤着膊，脖子上搭着湿毛巾，手里的活却一点没慢。
这天上午，广播喇叭里突然响起了车间主任老周的声音：全厂职工请注意，下午两点，大礼堂召开全厂大会，不得缺席。
喇叭里的电流声滋滋响了几声，然后归于沉寂。
车间里的人们面面相觑，互相交换着眼色。
有人小声嘀咕：啥事啊？
这么大阵仗？
老孙放下手里的锉刀，用毛巾擦了把汗：估计是好事。
要是坏事，老周那嗓门早就吼起来了。
我低头继续干活，心里也犯嘀咕。
全厂大会，不是常有的事。
一般只有重大消息——要么是表彰，要么是处分，要么是政策传达。
下午两点，大礼堂里坐满了人。
乌压压一片，几千号工人挤在木头长凳上，扇蒲扇的、擦汗的、交头接耳的，嗡嗡声像是夏夜里的一窝蜂。
我找了个靠中间的位置坐下，旁边是老孙和锻工组的几个师傅。
老周站在主席台上，手里捏着一份文件。
他穿着洗得发白的蓝色工装，风纪扣系得严严实实，额头上一层油汗。
他清了清嗓子，对着话筒了两声，确认声音正常，然后开口了。
同志们，今天传达一个重要通知。
礼堂里安静下来，几千双眼睛盯着他。
从7月份开始，老周顿了顿，嘴角往上翘了翘，全厂工人工资，上调百分之十。
话音刚落，礼堂里的一声炸开了锅。
真的假的？
百分之十？
我一个月三十五，那就是多三块五啊！
三块五！
够买多少棒子面了！
老孙一把攥住我的胳膊，手劲儿大得生疼：向东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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