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九八八年，改革的风吹进了大兴安岭。
王西川记得很清楚，那是五月里的一天，孙场长从县里开完会回来，脸色就不太对。
不是那种生气的难看，而是一种复杂的、说不清道不明的凝重。
他把王西川叫到办公室，关上门，摘下眼镜用衣角擦了擦，镜片擦了一遍又一遍，像是在拖延什么。
“老王，上面有精神了。”孙场长的声音有点发紧，“林场要改革，采伐任务承包到个人。
多劳多得，不劳不得。”
王西川坐在椅子上，端起搪瓷缸子喝了一口水，水已经凉了，凉得牙根发酸。
他没吭声。
孙场长从抽屉里拿出一份文件，纸张是崭新的，散发着油墨的气味。
“你看看，这是县里的文件。
每个采伐队要分解成若干个小队，每个小队承包一片山林，采伐任务落实到人头，多劳多得，上不封顶，下不保底。
干得多挣得多，干得少挣得少。”他把文件推过来，手指在“上不封顶，下不保底”八个字下面敲了两下，声音不大，但敲得很有力。
王西川拿过文件，一页一页地翻。
他识字不多，但文件上的字他每个都认识，连在一起的意思也看得懂大半。
翻到最后一页，他把文件合上，还给孙场长。
“场长，你想让我干啥？”王西川问得很直接。
孙场长戴上眼镜，看着王西川，眼睛里有一种说不出的东西，是信任，是期待，也是一种无形的压力。
“老王，我想让你带头。
你承包一片山林，带几个人，干出个样子来。
你是劳动模范，是大家信得过的人。
你带头干，大家就跟着干，工作就推开了。
你起了这个头，别人就没话说了。”
王西川沉默了一会儿，搪瓷缸子里的凉水又喝了一口，嗓子眼凉飕飕的。
“承包一片山林，得多少人？
多少活？”
孙场长翻了几页文件，找到一张表格。
“一片山林，按面积算，大约三百公顷。
采伐任务，按出材量算，一年一千五百立方米。
需要的人手，按定额算，十五到二十个人。
你从采伐队挑人，谁跟你干，你自己定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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