十月的深水埗，空气中弥漫着一种说不清的沉闷。
街上的人流明显少了，连周末都不如从前热闹。
卖鱼的黄叔摊位前挂着的“平卖”牌子已经换成了更大的“大平卖”，但买鱼的人还是稀稀拉拉。
钟伯的炒栗子锅前偶尔排起小队，但比以前短了一大截。
就连阿强收坨地费的时候，脸上的表情都比平时凝重了几分。
刘湘的生意却出奇地稳。
这验证了他两年前的一个判断——经济好的时候，大家买贵的、买好的、买有面子的；经济不好的时候，大家买便宜的、买实用的、买能穿的。
他做的平价服装，一件针织衫出厂价十几块，零售价三四十块，在经济下行的周期里，反而成了刚需。
九月份的账本显示，工厂的订单不但没有减少，反而比八月份还多了百分之十五。
几家老客户都追加了订单，美琪时装的周美琪甚至在电话里说：“刘生，你那批针织衫能不能再压压价？
现在市道不好，我这边利润太薄了。”
刘湘想了想，给她降了两块钱一件。
不是因为他心软，而是因为他算过——少赚两块钱，但能保住一个稳定的渠道，长远来看是划算的。
经济不好，渠道比利润更珍贵。
十月中旬的一个晚上，刘湘收摊后没有回板间房，而是去了趟工厂。
老吴还在裁床前忙活，手里拿着一把大剪刀，正在裁一批新到的涤棉面料。
十二台衣车还有五台在转，几个女工在赶一批急单。
“吴师傅，这么晚还不走？”刘湘走到裁床边。
老吴抬起头，用袖口擦了擦额头的汗，说：“这批货明天一早要送到旺角，赶一赶，今晚能裁完。”他看了刘湘一眼，又低头继续裁布，“老板，最近订单多了，人手有点不够。
要不要再招两个人？”
刘湘靠在裁床边上，想了想。
扩产的事他一直在考虑，但每一次扩产都意味着更多的投入、更高的风险。
他现在的总资产大概在二十五万左右，大部分压在工厂的设备和存货上，手里的现金只有不到十万。
再招人，就要再加衣车、再加工位，又是一笔不小的开支。
“再看看吧。”刘湘说，“先把这批赶完，月底再定。”
老吴没再说什么，手上的剪刀沿着纸样边缘划过去，发出一声利落的脆响。
刘湘在厂房里走了一圈，摸了摸那几台从马太那里买来的二手衣车，又走到墙边看了看贴在上面的生产进度表。
一切都在按计划运转，但他心里始终悬着一块石头——他太慢了。
二十五万，在香港这个城市里，这点钱连一间像样的铺面都买不起。
中环的写字楼每尺租金几十块，铜锣湾的临街铺位顶手费动辄几十万，他这点本钱扔进去连个响都听不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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