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二天一早，天色还没亮，王汉彰已经提着一只手提箱站在了跑马地那栋洋房的门口。
他没有敲门，没有叫醒任何人，只是在门口站了一会儿，回头看了一眼二楼那扇还黑着灯的窗户，然后转身走进了晨雾里。
清晨的码头已经有工人在上工了。
王汉彰到码头的时候，远处海面上浮着一层薄雾，把维多利亚港的轮廓模糊成了一团深浅不一的灰影。
一艘商船停在泊位上，船上的水手正在解缆绳，缆绳从铁桩上松开的时候发出一声沉闷的声响。
王汉彰拿着船票上了船，来到了甲板下层的一间小舱室里。
舱室里有四张窄床和一扇圆形的舷窗，空气中弥漫着烟味、臭脚丫子味和狐臭的味道、窗外是码头上的吊臂和正在装货的木箱，水手们喊着号子把货物吊上甲板，号子声隔着船壳传进来，闷闷的。
汽笛声响彻维多利亚港的时候，船尾的螺旋桨开始转动，船身缓缓离开了码头。
王汉彰坐在舷窗边，看着香港岛上的建筑在晨雾中越来越远，越来越小。
船往北航行的六天里，王汉彰大部分时间都待在船舱里，偶尔到甲板上透透气。
他带了几本书，但都没有怎么翻，更多的时候是在看海。
船上的旅客不多，大多是往上海和青岛去的生意人，他们在甲板上聊天的时候王汉彰站在不远处听着，听着他们抱怨日本人的检查越来越严、码头上的通关费越来越贵。
他把那些话记在心里，但没有插话。
第六天的清晨，船抵达大沽口外海。
海面上浮着几艘日本海军的巡逻艇，漆成灰色的船壳上刷着白色的舷号，在晨光中像几片铁灰色的叶子漂在水面上。
接驳船靠过来，船上的人不多，除了王汉彰之外还有十三、四个乘客。
接驳船靠上塘沽码头的时候，码头上已经排了一条队伍。
几个穿土黄色军装的日本兵站在码头的栅栏口，手里端着上了刺刀的三八式步枪，刺刀在早晨的光线下反着冷白色的光。
旁边站着两个穿黑色制服的伪警察，戴着白手套，正在一个一个地查验证件。
王汉彰排在队伍里，拿着一本大英帝国殖民地护照，装作一名从马来亚到天津来跑业务的客商。
他走到栅栏口的时候把护照递过去，一个日本人接过去翻了两页，又抬头看了看他的脸，目光在他脸上停了一瞬，像是在确认护照上的照片和眼前的人是不是同一个。
他迎着那道目光没有移开，也没有笑容，只是等在那里，像每一个赶路的生意人一样。
日本人在护照上盖了戳，把护照还给他，点了一下头。
王汉彰接过护照，迈步通过了栅栏。
从塘沽到天津老龙头火车站的列车是日本管理下的华北铁路班次，车厢是旧式的绿皮车，座椅上的绒布已经磨得发白。
车厢里坐了不少人，有穿着长衫的商人、有穿着短褂的苦力、有带着孩子的妇女，每个人都在自己那一小片空间里缩着，没有人说话。
车厢两端各站着一个穿土黄色军装的日本兵，背着步枪，目光在车厢里来回扫着。
几个穿黑衣服的伪警察在过道里来回走动，偶尔停下来查一个人的证件，偶尔用警棍敲一下座椅靠背，像是在提醒某些人不要动什么心思。
窗外是灰黄色的田野，低矮的瓦房和光秃秃的树在晨光里快速掠过，偶尔能看到路边有人推着独轮车在田埂上走，停下来看着火车从面前开过。
王汉彰坐在靠窗的位置，把帽檐压低了，靠在车窗上看外面的田野。
眼前的这一幕让他的心里愈发的沉重。
看来日本人加强了对天津的治安监管。
城里的日子，应该很不好过……
下午三点，火车到站了。
王汉彰跟着人流出了老龙头火车站，叫了一辆黄包车，他先是去了管控比较松的意租界，到安全屋换了衣服。
随后又乘坐胶皮车前往法租界。
在法租界胡乱逛了一圈，确定没有人跟踪后，这才叫了辆胶皮前往詹姆士先生的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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