化疗结束后的第三天，陈明哲递交了停薪留职的申请。
人事部门的同事打来电话确认时，他正坐在阳台上晒太阳，手机搁在茶几上，开着免提。
对方职业性的口吻告知到：“陈医生，你递交的申请，程序已经走完了。”
闻声，他望着窗外摇曳的梧桐树影，声音平静：“谢谢。”
挂断电话后，他仰头靠在躺椅上，闭着眼睛感受阳光在眼皮上跳跃的温度。
“请长假”这件事，他其实已经考虑了很久。
第一轮化疗结束后，他就有点儿力不从心了。
曾经能连续做三台手术的身体，现在连一场两小时的会议都撑不下来。
恶心、头晕、骨痛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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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些副作用像潮水一样反复冲刷着他，而更让他难以忍受的，是同事们欲言又止的眼神。
他不想被怜悯，也不想成为那个“得了癌症的可怜人”。
所以，他决定请个“超长的假期”。
但起初的日子并不好过。
陈父陈母显然是得知什么，但谁都没有主动开口询问。
饭桌上，母亲依旧会给他夹菜，只是动作比以前更加小心翼翼；父亲则开始频繁地找各种理由陪他下棋、散步，甚至拉着他一起整理书房里堆积多年的旧物。
这种心照不宣的沉默，像一层薄薄的窗户纸，脆弱得仿佛一戳就破，却又沉重得让人喘不过气来。
陈明哲知道父母在担心什么——他们不是害怕听到那个答案，而是害怕面对他愧疚的姿态。
直到某个雨天的午后。
那天，陈明哲蜷缩在沙发上看书，化疗后的疲惫让他连翻页的力气都所剩无几。
窗外雨声淅沥，玻璃上凝结的水珠缓缓滑落，像一道道透明的泪痕。
陈母端着热茶走过来，轻轻放在他面前的茶几上。
“明哲，”她坐下，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杯沿：“妈妈想跟你聊聊。”
话音未落，他合上书，抬眼看向母亲。
她的鬓角又多了几丝白发，眼角的皱纹比记忆中更深了。
“您说。”他声音很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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