那边有日军的炮艇，沿江巡弋，偶尔会打几炮示威。”陈树生走进院子，站在红豆架旁边，伸手摸了摸一根被烧焦的藤蔓——那是库房失火时被火星溅到的地方，烧焦了一截，但上面的豆荚还是青的，“巧英，该来的，来了。”
巧英没有说话。
她走回铺盖前，把匕首捡起来，用袖口擦了擦刀鞘上的灰，别在腰间。
把银梭从枕头旁边拿起来，握在手心里。
银梭上的血迹已经变成了深褐色，在清晨的光线里几乎看不见，但摸上去还是硬硬的，硌手。
她走出账房，走进堂屋。
钟翰文已经坐在收音机旁边了。
收音机开着，滋滋的杂音比炮声还大。
他穿着一件旧的对襟褂子，头发梳得整整齐齐，但脸色不好，蜡黄蜡黄的，眼袋垂下来，像两只装满了水的小口袋。
他听见巧英进来，没有抬头。
“爹，您听见了？”
“听见了。”钟翰文的声音很低，“东边在打炮。
收音机里还没说，但快了。”
巧英在他对面坐下。
桌上放着两碗粥，是春桃刚端来的，还冒着热气。
粥里没有放糖，白花花的，米粒煮得开了花，稠稠的。
旁边有一碟咸菜，切得细细的，拌了麻油。
“爹，吃早饭了。”
钟翰文端起碗，喝了一口。
嚼了很久，咽下去。
“英英，你记得你娘走的那天，是什么日子吗？”
巧英的手在粥碗上停了一下。
“记得。
民国二十四年，九月十七。”
“那天早上，也打炮了。”钟翰文的声音很平，平得像在说一件别人的事，“不是日本人，是蒋介石的军队在苏城附近演习。
你娘躺在床上，听见炮声，笑了一下。
她说‘翰文，这炮声听着像催命的’。
我说‘别乱说’。
她说‘不是乱说，是心里有数’。”
巧英低下头，看着碗里的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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