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61年3月，三年困难时期最艰难的岁月。
我从工厂回来的时候，腿像是灌了铅一样沉重。
从厂门口到阎家小屋，平时走惯了的路，今天却显得格外漫长。
不是路变长了，是我的身体变弱了。
我已经记不清上一次吃饱是什么时候了。
工厂里的伙食清汤寡水，每人每顿就那么一小碗稀粥，照得见人影。
说是稀粥，其实就是清水里加了几粒米，再放点糠皮和野菜，有时候连米都没有，只有清水煮野菜。
那是1960年的增量法推广的产物，食堂把原本的一碗粥变成了三碗，名曰节约粮食，实际上就是稀汤寡水，撑个水饱而已。
但这是国家的定量，是每个月固定的口粮，谁也没资格抱怨。
工厂里的工人一个个都饿得皮包骨头，但该干的活一样不能少。
我所在的轧钢车间，体力劳动强度大，每天推着钢材跑来跑去，饿得头晕眼花。
有时候我站在机器旁边，看着那冒着热气的钢水，眼里都是幻觉——那不是钢水，那是一碗香喷喷的白米饭。
我把省下来的粮票都攒着，一两都没舍得用。
每个月我都有定量的口粮，在工厂食堂吃饭本来是可以直接用粮票的。
但我舍不得。
我把粮票省下来换成粗粮面，攒着寄回家。
妈的身体越来越差了，爸在院子里虽然精明，但弟弟妹妹还小，妈的肺病需要的药钱，这个家根本承担不起。
我是家里最大的孩子，下面还有弟弟妹妹，我得撑住。
每个月发了粮票，我都会去供销社换成粗粮面，然后裹在衣服里，趁着休息日送回家。
有时候走不动路了，就找个墙角靠一靠，歇一会儿再走。
从工厂到南锣鼓巷，走路也就半个小时，但我今天走了一个多小时。
不是因为远，是因为饿。
饿得腿发软，眼发花，连迈步的力气都快没了。
推开阎家小屋的门，爸正坐在桌子旁边补衣服。
昏黄的灯光在风里微微晃动，映得他的脸也有些模糊。
针线在他手里穿梭，一针一针地缝着破损的衣角。
缝缝补补又三年，这件衣服已经不知道补过多少回了。
爸，我回来了。
门被推开的声音在安静的屋子里显得格外清晰。
我的针线活停了下来。
门口站着的那个瘦削的身影，让我的心里猛地一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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