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59年1月2日上午，红星轧钢厂食堂。
1959年的第二天，我端着饭盒走进工厂食堂的时候，第一眼就注意到了变化。
打饭窗口前，工人们议论纷纷。
今天馒头怎么变小了？
是啊，以前三个，现在两个。
过年嘛，省点正常。
我站在队伍里，看着前面那个戴着白色围裙的胖师傅把馒头往我饭盒里搁。
一个，两个。
确实只有两个。
我没说话，低头看了看碗里的粥——比上个月稀了不少，上面漂着的菜叶也少了。
下一个！
胖师傅喊。
我回过神来，把饭盒递过去。
他往里面扒拉了一勺粥，又舀了点白菜帮子炖土豆，然后挥手让我走。
我端着饭盒找了个角落坐下，咬了一口馒头。
硬。
不是凉了的那种硬，是碱放多了的那种硬。
我又喝了一口粥——果然，稀得能照见人影。
旁边的工位上，两个中年工人正在聊天。
听说了吗？
下个月粮食要更紧。
瞎说，过完年就好了。
我媳妇在粮店，说今年收成不好，河北那边都——
嘘！
这种事能乱说？
两人对视一眼，默契地闭上了嘴。
我低着头慢慢喝粥，心里却像压了一块石头。
我知道，这不是过年的问题。
未来几年会很难，这是我在历史书上读到过的。
只是刚刚开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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