此题写完，已是午后。
秦浩然感到饥饿，但食物已经耗尽。
他只能多喝了几口水，强压住腹中的空虚感。
最后一道题，也是压轴之题：汉唐宋贤臣选拔与治政成效。
秦浩然知道，这道题最能展现他的历史洞察力。
他需要将选拔制度与治国成效结合起来分析，找出其中的因果关系。
他先写汉代：
“汉初选用，多重军功、荫任。
武帝始兴太学，设孝廉、茂才，开察举之制。
然行之既久，弊窦丛生：权门请托，虚誉成风。
故东汉之衰，实与选官失当相关。
然其间亦有贤臣如贾谊、晁错、董仲舒、诸葛亮辈，皆由察举或征辟而显，辅成治世。
可见制度虽弊，得人则昌。”
再写唐代：
“唐承隋制，开科取士，使寒门有进身之阶。
其制有秀才、明经、进士诸科，而以进士最贵。
然唐之科举，未脱门第之囿，进士多出世族。
且铨选重身言书判，实务能力反在其次。
然太宗有房杜，玄宗有姚宋，皆一代贤相，治成贞观、开元之盛。
此用人得宜，补制度之不足也。”
最后写宋代：
“宋惩唐五代之弊，广开科举，糊名誉录，务求公正。
取士之额，倍于前代。
任官之制，益加严密。
遂有范仲淹、王安石、司马光、苏轼等辈，迭出其间。
宋之文治，冠绝前古，士大夫与天子共治天下，实赖此选官之制。
然制度过密，则人才拘谨；议论过多，则政事迟滞。
此其得失互见者也。”
写完这些具体分析，秦浩然笔锋一转，开始总结：
“综观三代，得一结论：贤臣选拔，乃治国之基；制度设计，须因时制宜。
本章未完，请翻下一页继续阅读......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