冰面上没有任何打斗痕迹，没有血迹，就像他们从来没存在过。”
“第三次，”守塔人顿了顿说着：
“是去年秋天。
只有三个人。
他们没走冰川区，想从西边的山谷绕过去。
我劝过，说那条山谷冬天是雪崩区，但他们不听。
进去的第七天，雪崩了。
我用望远镜看到雪浪吞没了半个山谷。
后来天气放晴，我在山谷出口等了两个星期，没人出来。”
控制室里再次陷入沉默。
这次沉默更沉重，像一块浸透了冰水的铅，压在每个人的胸口。
马权的独眼盯着那三张画，盯着那些扭曲的线条和阴影。
百分之三十七点二的概率，十五天的路程，五天的补给缺口，还有这些画上记录的、无法理解也无法对抗的东西。
“为什么？”马权忽然开口，声音不高，但在寂静中格外清晰。
守塔人抬眼看马权。
“为什么？”马权重复，独眼直视着老兵浑浊但清亮的眼睛：
“你一个人在这里守了十一年。
记录这些，计算这些，画这些画。
你知道这条路有多难，知道活着走出去的概率有多低。
为什么还要做这些？
为什么还要等？
等我们这样的人来，等一个可能永远等不到的‘万一’？”
守塔人没有立刻回答。
他（老兵）慢慢站起身，动作有些僵硬，但背脊挺得笔直。
老兵走到墙边，在那张泛黄的三人合影前停下。
照片里，年轻的他和战友们笑得毫无阴霾，背后是阳光下的通讯塔，天空湛蓝。
“我入伍的时候，”守塔人开口，声音很平，没有起伏：
“宣誓词里有一句：
‘忠于职责，至死不渝。
’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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