孙有余的奏折，像一颗石子扔进了看似平静的湖面。
石子不大，但涟漪一圈圈荡开，最终变成了一场席卷整个朝堂的风暴。
事情要从三天前说起。
那天早朝，孙有余出列，当着满朝文武的面，弹劾江南盐运使司贪墨盐税，数额高达两百五十万两。
朝堂上一下子炸了锅。
两百五十万两！
这是什么概念？
大胤一年的盐税收入也才不到四百万两。
江南盐运使司一家，就贪掉了大半年的盐税？
当即就有大臣跳出来质疑。
“孙大人，你这数字从何而来？
可有实据？”
孙有余不慌不忙，从袖中取出一沓账册，一一呈上。
“这是户部赵尚书与臣共同核查的账目。
每一笔，都有据可查。”
赵大河也出列，证实了孙有余的说法。
朝堂上的质疑声小了一些，但并没有消失。
吏部侍郎钱牧之站了出来。
这人长得白白净净，说话慢条斯理，一副儒雅风度，但朝中谁都知道，这是只笑面虎。
他当年以二甲传胪的身份入仕，在吏部一待就是十五年，从主事一路爬到侍郎，门生故吏遍布天下。
“陛下，孙大人所奏之事，固然重要。
但盐务之事，错综复杂，牵涉甚广。
若仅凭账册上的数字，便断定是贪墨，未免草率。”
他顿了顿，目光扫过孙有余。
“江南盐运使司每年运盐数千万斤，路途损耗、水患灾害、盐场减产，这些都会影响盐税收入。
孙大人将所有的差额都归为贪墨，是否过于武断？”
这话说得滴水不漏。
既没有否认账目有问题，也没有直接为盐运使司开脱，而是质疑孙有余的结论是否严谨。
朝堂上不少人纷纷点头。
孙有余冷笑一声：“钱大人说得有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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