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后来您去了，不管三七二十一，见蛮子就砍，见走私就抓。
那些将领官员恨您入骨，弹劾您的奏折能堆成山。
可结果呢？
北境平了，边关稳了，老百姓能安心种地了。
那些当初骂您的人，现在提起您，也得竖大拇指。”
萧战嘿嘿一笑：“那是老子刀快！”
“刀快是一方面，”萧文瑾认真道，“更重要的是，您做的事，对老百姓有利。
老百姓得了实惠，自然支持您。
有老百姓支持，那些士绅再闹腾，也翻不了天。”
她转头看着萧战，目光清澈而坚定：
“江南新政也一样。
只要咱们真能让佃户吃饱饭，让百姓得实惠，那些士绅再闹，也不过是秋后的蚂蚱，蹦跶不了几天。”
萧战盯着她看了半晌，忽然伸手揉了揉她的头发：
“大丫，你长大了。
比四叔会讲道理。”
萧文瑾笑着躲开：“四叔！
头发都乱了！”
叔侄俩说笑间，窗外彻底黑透了。
但杭州城的灯火，却比往常更亮了些。
十天后，杭州府钱塘县。
县衙门口挤满了人。
不是来看热闹的百姓，而是清一色的佃户——穿着补丁摞补丁的短褂，脚上踩着草鞋，脸上刻着风吹日晒的皱纹。
他们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，交头接耳，眼神里既有期待，又有惶恐。
县衙台阶上，摆着一张长桌。
钱塘县令是个三十来岁的瘦高个儿，姓刘，此刻正满头大汗地给佃户们解释政策：
“……都听明白了？
签了这个‘官田承租契’，就能领三亩沙地，薯种官府出，头三年不用交租。
但有一条，必须种红薯，不能种别的。
种坏了不用赔，种好了全是你们的……”
底下佃户们窃窃私语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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