周德茂摆了摆手。
“算了，不说这个。
钟小姐，我就问你一句话——你能不能签那个协议？
不是真要把秘法给他们，就是签个字，应付应付。
等风头过了，再想办法。”
巧英看着他，看了很久。
“周会长，您做了一辈子生意。
您觉得，跟日本人签的字，能‘应付应付’就过去吗？
签了字，他们就有凭据。
有凭据，就能拿捏你一辈子。”
周德茂沉默了。
“钟小姐，你不签，厂就开不下去了。
你在武汉待不下去，军需处的订单也做不了。
你一个女人，挺着肚子，带着一群工人，你能去哪儿？”
“周会长，我十六岁开始管厂。
得罪过很多人。
多他一个不多。”
周德茂看着她，欲言又止。
他站起来，拎着紫砂壶，走到门口，又回头。
“钟小姐，你好自为之。”
他走了。
巧英坐在账房里，把手放在肚子上。
孩子踢了一脚，很轻。
“娘知道。”她说，“不答应。”
三月九日。
汉口郊外。
深夜。
宋云澜坐在自己房间里，手里拿着第二封警告信。
信是今天下午从门缝里塞进来的。
里面是一张照片——他母亲在上海的住所门口拍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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