但真正的技术，在你们心里。”
老孙张了张嘴，想说什么，终究没有说出来，慢慢坐了下去。
我坐在角落里，心里沉甸甸的。
两个月，只有两个月。
苏联专家在这里三年，教会了我们很多东西，但真正核心的技术，那些尚未公开的公式和数据，那些只在苏联国内才有的先进工艺，我们还没有完全学到手。
散会的时候，大家三三两两地往外走，没人说话。
伊万诺夫站在门口，和每一个经过的中国人握手，表情凝重。
我走过他身边时，他看了我一眼，欲言又止，最终只是拍了拍我的肩膀。
那一刻，我突然意识到：属于苏联专家的时代，真的要结束了。
出了会议室，工人们聚在走廊里，议论纷纷。
“这可怎么办？
我还没学会呢。”说话的是个年轻工人，叫李大海，我在车间见过他几次。
他满脸焦虑，“轧机的日常维护我还不太熟练，更别说排除故障了。”
“得了，别咸吃萝卜淡操心。”另一个工人摆摆手，不以为然，“反正有领导呢，天塌不下来。”
“话不能这么说，”李大海急了，“你以为是种地啊？
轧机这东西，稍有不慎就是大事。
没有苏联专家，万一出点问题，谁负责？”
“你负责？”那人反问，“还是我负责？
反正都一个样，上面让咋干就咋干呗。”
我走在人群中，听着这些议论，心里很不是滋味。
技术传承——这四个字突然变得无比沉重。
记得刚穿越到这具身体里的时候，我还是个什么都不懂的愣头青。
周铁生主任看我有点天赋，就让我跟着苏联专家学习。
我从最简单的看图识图开始，一点一点啃，慢慢地能看懂设备说明书了，能独立操作轧机了，甚至还能提出一些改进建议。
伊万诺夫注意到我，是在一九五四年的那次技术攻关。
当时轧机主传动轴出了故障，苏联专家提出的方案需要停机三天，损失巨大。
我想了个土办法，在不停机的情况下完成了修复，虽然粗糙了些，但管用。
伊万诺夫看了我的方案，什么都没说，只是点了点头。
从那以后，他开始有意无意地指点我，把一些苏联的技术资料拿给我看，还教我俄语。
我们之间的交流越来越多，我发现这个苏联老头对中国很有感情，他说他在苏联还有个女儿，跟我差不多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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