他对张少帅忠心耿耿，绝无二心，但忠心不代表听话。
在张作相看来，张少帅还是个需要长辈把关的晚辈，重大决策上他必须替老帅把好关。
张少帅想调吉林的部队，张作相点了头才算数。
他不同意，张少帅就只能等着。
黑龙江省主席万福麟，在吴俊升被炸死在皇姑屯之后接了这个位子。
他既没有汤玉麟的狂妄，也没有张作相的威望，他是个典型的生存主义者，首鼠两端，见风使舵。
张少帅的命令他不敢公开违抗，但也不肯真心实意地执行。
每次接到沈阳的电报，他都会先琢磨三天，再拖两天，然后执行一半，留一半观望。
这三个人，加上其他大大小小的元老，构成了东北军真正的权力网络。
而张少帅能指挥得动的，只有那群跟着他一起成长起来的少壮派。
少壮派，顾名思义，是一群年轻人。
他们是张少帅亲手提拔起来的亲信，大多从东北讲武堂毕业，接受了新式军事教育，对盘踞各地的元老既不满又无奈。
他们急于建功立业，急于证明自己，急于通过一场对外战争来巩固地位，也巩固自己的前程。
除了这群少壮派，有一个人比任何人都更渴望战争。
吕荣寰，中东铁路督办，名义上是中东路中方最高负责人。
这是个很有意思的职位，听起来权力很大，实际上什么权力都没有。
中东路的实权掌握在苏方理事长手里，财务、人事、警务，吕荣寰都摸不着。
这种屈辱积攒了两年，把吕荣寰从一个圆滑的官僚变成了东北内部最狂热的反苏分子。
从一九二八年底开始，他就不断地给张学良写报告。
一份接一份，措辞一封比一封激烈。
他说苏联内部危机四伏，粮食不够吃，老百姓在闹事，已经疲惫不堪，根本无力对外开战。
他甚至拍着胸脯保证，只要东北军动手收回中东路，苏联绝不会出兵。
这些话张少帅一开始是不信的。
顾长柏走之前已经把苏联的底牌掰开揉碎了讲给他听过——第一个五年计划正在全力推进，重工业和军事工业都在按国防动员标准建设，
苏联红军已经完成了现代化改造，根本不是白俄内战时期的那支破烂队伍。
他当时就记住了。
但记住是一回事，能扛住身边的人天天在耳朵边吹风是另一回事。
吕荣寰每次来沈阳，都带着厚厚一摞“苏联危机材料”，有的是白俄流亡者提供的，有的是从哈尔滨的俄文报纸上剪下来的，有的干脆是自己编的。
翻来覆去就一个意思，机不可失，时不再来。
此时不动手，等苏联缓过劲来就更没机会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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