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三枚，六点。
他说：“一、三、六。”
何生没有说对，也没有说错。
他只是伸出左手，覆在那三枚骨骰上。
枯瘦的五指把它们拢进掌心，像拢住四十年前那碗粗陶碗里盛着的、尚带余温的眼珠。
“花千手的儿子，”他问，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花痴开说：“花痴开。”
何生点了点头。
“痴开。”他把这两个字在唇齿间滚了一遍，像品一盅陈了四十年的酒，“你爹给你取的名？”
“是。”
“痴开痴开，”何生说，“痴儿开眼。”
他顿了顿。
“你方才闭着眼，看见骰子了。”
花痴开没有说话。
何生也没有追问。
他慢慢站起身。
四十年。
他的膝盖早已撑不起这副老迈的躯壳。
他扶着桌沿，扶着桌腿那三道捆了四十年的麻绳，扶着桌角包了四十年的铜皮，一寸一寸，把自己从那张旧榆木椅子上拔起来。
站直的那一刻，他面朝花痴开。
他仍是盲的。
他仍是那个四十年前被言午赢走眼睛、又被言午关在这地底山谷里的何生。
但有什么不一样了。
“言午的赌局记录，”他说，“在桌底。”
花痴开低头。
榆木桌底面，以刀刻着一行行蝇头小楷。
密密麻麻，从桌沿排到桌心，从桌心排到另一侧桌沿。
那不是一年两年的记录，是四十年、一千四百余局、每一局言午的骰路、手法、心诀、变招。
何生没有让他看。
何生说：“你记性如何？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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