……
“学者，学以致其道也。
学不足以经世，则学之何益？
经术者，所以经事务也。
果不足以经事务，则经术何赖焉？
“所谓文者，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……”
……
第五篇……
第六篇……
……
苏辙一份一份地翻着这些文稿，越翻心里越惊。
“盖君子之为政，立善法于天下，则天下治；立善法于一国，则一国治”出自王安石的《周公》；
“修其心治其身，而后可以为政于天下”出自王安石的《洪范传》；
“性情一也”“人生而有之，接于物而后动”出自王安石的《性情》；
“有阴有阳，新故相除者，天也；有处有辨，新故相除者，人也。”出自王安石的《字说》；
“所谓文者，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”出自王安石的《上人书》；
“经术者，所以经事务也”是王安石当年奏对神宗皇帝的话。
……
苏遁的文章里，处处可见王荆公“新学”的影子——
那对“经世致用”的强调，对“开物成务”的推崇，对“法度”与“心性”关系的处理，分明是借用了王荆公“新学”的框架。
可奇妙的是，这些王学的骨架，被他填上了自己的血肉，最后长出来的，却是全然不同的东西。
《原道》里，他借用了王安石“立善法于一国，则一国治”的说法，却又表示“天下之事，不难于立法，而难于法之必行”，强调“法非从天下，非从地出，发于人间，合乎人心而已”。
荆公讲立法，他讲行法；
荆公讲法度，他讲人心。
《原性》里，他借荆公“修其心治其身，而后可以为政于天下”之说，阐述自己的“致良知”，对接自己的“知行合一”。
然而，荆公讲“修心”，是为了治身，为了为政，为了治天下。
这是外王的功夫。
苏遁讲“致良知”，也是要治身，却并不非要“为政”，他说，百姓日用即为道。
不是非要当官，只要能博施济众，做什么都是行圣人之道。
荆公的“心”，是工具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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