已经有近十年，没有人敢当着他的面，吐出这两个字了。
……
1989年9月14日，得克萨斯州，休斯敦郊区的汤博尔镇。
那是一片连导航地图都懒得标明具体街区的破败死角。
父亲在他还是个尚在襁褓中的婴儿时，便抛弃了那个四处漏风的家。
从小到大，巴特勒的记忆里，压根就没有“父亲”这个角色的任何轮廓。
但贫穷与单亲，在那个充斥着枪火与大麻的黑人社区里，原本算不上什么罕见的诅咒。
将他推进万丈深渊的，是十三岁那年的一个普通清晨。
没有争吵，没有酗酒后的家暴。
他的亲生母亲只是斜靠在破旧的门框边，上下打量着这个刚刚窜起个头，但长相与那个负心汉越来越像的少年。
女人的眼神里满是厌恶。
随后，冰冷的话语，宣判了他的死刑：
“我不喜欢你的长相，你长得太像那个混蛋了。”
“收拾你的破烂，滚出我的房子。”
“砰。”
铁门重重关上，落锁的声音在寂静的走廊里显得格外清脆。
十三岁的吉米·巴特勒，连脚上那双开胶的破球鞋都没来得及系紧鞋带，就这么被剥夺了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避难所。
从那一天起，“流浪”，似乎成为了他唯一的生存模式。
他不敢去报警，因为福利机构只会把他送进那些充满霸凌与侵犯的收容所。
他只能像一条流浪在汤博尔街头的野狗，轮流借宿在不同同学和朋友家的沙发或是地板上。
每隔几个星期，当借宿家庭的父母投来嫌弃和警惕的目光时，少年便会识趣地收拾起那个装满旧衣服的破双肩包，在深夜悄悄推门离开。
最绝望的冬夜里，他睡过公园长椅底下铺满的废报纸，睡过废弃报废汽车那散发着霉味的发霉后座。
在饥饿的啃噬下，他曾为了半个发硬的汉堡，在后街的泥地里和野狗抢食。
整个少年时代，他耳边听过最多的词汇，不是鼓励，不是关爱，而是邻居们指指点点的嘲笑与驱赶：
“看啊，就是那个没有爹妈要的野狗。”
“离他远点，那是条没人管的野种。”
……
“野狗……”
北岸花园球馆的地板上，巴特勒缓缓抬起头。
他看了看自己缠满白色胶布，每走一步都在隐隐作痛的脚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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