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两天他每次经过这个窄口，都会不自觉地估算宽度，想象着如果能把这里拓宽哪怕一米，整个坡道的通行效率就能提升三成。
“严高工，”江春生斟酌着措辞，“从工程角度，无非两个方向：一是动内侧，把这段挡土墙拆了，往里面移进去一两米；二是动外侧，在边坡外面抛石填土，把路面往外扩。”
严高工听罢，缓缓摇头，花白的头发在阳光下闪着银光：“两条路，都走不通啊。”
他抬起右手，食指指向外侧的江面：“看见没得？
前年汛期过后，管理所在这里抛了五千吨块石，想把这边坡填宽一点。
结果呢？
去年夏天一个大汛，水一退，抛下去的石头全不见了，石头根本留不住。”
江春生顺着他的手指望去。
确实，边坡的断面呈现不自然的陡直，那是人工抛石后又遭冲刷的痕迹。
长江在这里有一个隐秘的回流，表面水流平缓，水下暗流却终年不息地啃噬着岸基。
“那移内侧的挡土墙呢？”江春生问。
“更不敢动！”严高工的声音陡然严肃起来，转过身盯着那面浆砌石墙，“这挡土墙后面是啥子？
是大堤！
是长江干堤！
小江啊，你可能不晓得，这堵墙看起来是渡口坡道的挡土墙，实际上它也是大堤护岸工程的一部分。
墙顶上面那些乱搭乱盖的棚户且不说，单说这墙本身——你要动它一寸土，长江修防处的人第二天就能找上门来。
破坏堤防设施，那是要坐牢的！”
他说得激动，脸颊微微泛红。
江春生完全理解这种情绪——老一代水利工程人对于长江大堤，有着近乎神圣的敬畏。
那是用无数人力、物力，甚至生命筑起的屏障。
两人沉默了片刻。
坡道上，凿除路面的“哐哐”声有节奏地传来，夹杂着民工们偶尔的号子声。
一辆渡船正缓缓靠岸，发动机的轰鸣由远及近。
“严高工，”江春生轻声说，“其实，我这两天想的和您想的一样。
这个窄口不解决，渡口的通行能力就永远卡在这里。
现在车流量还不算太大，但以后呢？
三年后？
五年后？
国家经济在发展，车只会越来越多。”
严高工转过身，目光复杂地看着眼前的年轻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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